机场跑道的风裹着海腥味，那架白色私人飞机像一头伏在水泥地上的兽。 我拎着用了八年的旧行李箱，脚底发虚。 岳父站在玻璃门后，没看我，只抬了抬下巴。 空姐接过箱子，转身递来一只牛皮纸密封信，封口压着郭家徽章。 “ 郭先生吩咐，起飞后再拆。 ”机舱门合上，引擎轰鸣，我指尖抠进信封边缘。 撕开的一瞬，纸页上的字像针扎进眼。 我手一抖，信纸差点掉进座椅缝。 窗外云层翻涌，我听见自己牙齿打颤。 这封信里，藏着我在这异乡十几年都没弄明白的事。 01 电话是老家堂弟打来的，说母亲叶桂平摔了一跤，送进县医院，大夫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 我蹲在工地毛坯房里，手机贴着耳朵，另一只手还攥着卷尺。 堂弟在电话那头喊，哥，你听得见不？ 我说，听见了。 他说，你赶紧回来吧。 我说，好。 挂了电话，卷尺啪地弹回去，打在虎口上，火辣辣地疼。 那天晚上我回到租住的两居室，郭惠茜正在厨房炒菜。 油烟机嗡嗡响，她没听见我开门。 我站在玄关，看着她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，铲子在锅里翻来翻去。 结婚十几年，她炒菜的动作一点没变，左手扶锅，右手拿铲，肩膀微微耸着。 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 吃饭时儿子林弘益在房间里写作业，门关着。 我扒了两口饭，说，妈摔了，我得回去。 郭惠茜的筷子停在半空，停了几秒，放下来。 她说，我跟你一起。 我说，弘益还得上学。 她说，让他请几天假。 我摇头。 她就没再说话，低头把碗里的米粒一颗颗挑出来，挑了半天，一颗也没吃。 第二天我去公司，说是公司，其实就是一间租在建材市场旁边的门面房，堆满了样品和账本。 我让会计把账理一理，能收的款收回来，欠人的钱结清。 会计问，林总，不干了？ 我说，先停一停。 她没再问，低头翻凭证。 下午郭定国打来电话，让我晚上去家里吃饭。 他很少主动叫我。 郭家的房子在城东半山腰，独栋三层，院子里种着两棵罗汉松，据说是从日本运过来的。 我开车过去时天已经黑了，山路上没什么人，车灯照着两边的树，一明一暗。 进了门，邓惠英在摆碗筷，看见我，点了下头。 郭定国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一只紫砂壶，没抬头。 饭桌上只有我们四个人。 邓惠英给我盛了碗汤，说，惠茜打电话说了，你妈身体不好。 我说，嗯，得回去一趟。 郭定国这才放下筷子，拿纸巾擦了擦嘴。 他说，回去可以，弘益留下。 我说，他得跟我回去看看奶奶。 郭定国说，马上中考了，不能耽误。 我说，就几天。 他说，几天也不行。 我端着碗，指头抠着碗沿。 郭惠茜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。 我没理她，把碗放下，说，爸，我妈可能不行了。 郭定国看着我，眼神很淡。 他说，我知道。 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说，你回去，惠茜和弘益留下。 我攥了攥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 邓惠英在旁边打圆场，说先吃饭先吃饭。 那顿饭我没再动筷子。 走的时候，郭惠茜追到门口。 她拽住我的袖子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说，你别跟我爸吵。 我说，我没吵。 她说，他就是那个脾气。 我把她的手掰开，说，我明天去买票。 她站在原地没动，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。 02 来这座城市那年我二十六，兜里揣着三百块钱，是母亲从邻居家借的。 绿皮火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，下车时腿肿了一圈。 出站口有人举着招工牌子，我跟着一个包工头上了面包车，拉到城郊工地。 工棚是铁皮搭的，夏天像蒸笼，冬天像冰窖。 头一个月搬砖，手上血泡叠血泡，晚上用针挑破，第二天接着干。 工地上有个老乡叫杨军，比我大五岁，也是从老家那边过来的。 他看我年纪小，干活不惜力，就带我。 他说，你这样干不行，得学门手艺。 后来我跟着他学贴瓷砖，一干就是三年。 杨军爱喝酒，收工后总拉我去路边摊，两瓶啤酒一盘花生米，能坐到半夜。 他说，林盛，你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遍地黄金不？ 我说，不知道。 他说，因为埋了不少人。 我当笑话听。 直到有一天，杨军喝多了，跟我说起一桩旧事。 他说，你来的前几年，这城西有个工地出了大事，塌方，砸死好几个人。 包工头跑了，开发商赔了钱就完事。 我问，哪个工地？ 他说，就是现在郭氏集团最早开发的那个楼盘。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只觉得这城市到处都在盖楼，到处都有人出事。 后来我从小工做到大工，又做到包工头，攒了点钱，自己开了个装修公司。 公司刚起步那两年最难，接不到活，工人工资发不出，我把老家寄来的钱全填进去。 有次接了个别墅装修的活，甲方是郭氏集团的供应商，一来二去认识了郭惠茜。 她当时在集团做行政，来工地送文件，穿一双白色平底鞋，踩在水泥地上，鞋边沾了灰。 她低头看了看，没说什么，继续往里走。 我递了张纸巾给她。 她接过去，说了声谢谢。 就这么认识了。 谈对象那阵，她没告诉我她爸是谁。 直到谈婚论嫁，她才带我去家里。 郭定国坐在沙发上，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遍，问了我老家哪里的，父母做什么的，我照实说了。 他听完，嗯了一声，再没多问。 婚礼办得很简单，郭家出了酒席钱，我家只